1946年3月5日，应邀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杜鲁门总统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铁幕演说”，拉开了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的序幕。从此，“铁幕后面”几乎成了苏联的代名词。
　　为了及时了解铁幕后面的秘密和动向，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美国从1956年开始多次派出U-2侦察飞机，深入苏联腹地进行侦察，查明了几年来一直令人担惊受怕的“轰炸机差距”不在自己而在苏联。谁知，“轰炸机差距”刚刚查清，又出来了“导弹差距”。1957年8月苏联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外宣称，苏联可以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导弹，并恐吓说：“在我们工厂的装配线上，每年可生产出250枚带氢弹头的导弹。如果这些致命的东西在某个国家爆炸，那里什么也不会留下。”而这时，美国正在研制的宇宙神地地导弹和北极星潜地导弹却接二连三地失败。因此，1960年前后，“导弹差距”像瘟疫一样流传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在导弹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苏联随时可以把氢弹扔到美国的任何地方。
　　
　　为了查明“导弹差距”，U-2飞机不得不冒险继续在苏联上空侦察飞行。谁知，1960年5月1日上午，一架刚刚拍完拜科努尔发射场的U-2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飞行员弗朗西科·鲍尔斯成了苏联人的俘虏。面对来自苏联的强烈抨击，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保证U-2飞机不会再进入苏联上空。
　　那么，难道说“导弹差距”还没彻底搞清，美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对苏侦察，让已经掀开了一角的“铁幕”又落下了吗？当然不会。因为美国这时已经研究出了一种比U-2飞机更先进的侦察手段——卫星侦察。
　　
　　利用卫星进行侦察的设想几乎是和发射卫星的设想同时出现的。1946年5月，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公司的“兰德”设计小组发表了一篇342页的报告，在提出人造卫星的设想后指出“卫星具有侦察飞机的能力”。冷战开始后，由“兰德”设计小组发展而成的兰德公司，又先后提出了《卫星的侦察用途》、《气象侦察卫星可行性的探索》等报告，并开始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秘密研究侦察卫星。1954年底，兰德公司和其它公司的研究有了结果：侦察卫星是可行的。于是，美国空军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提出了代号WS-117L的计划（WS是武器系统的英文缩写），并于1956年与洛克希德公司签定了研制合同。洛克希德公司将这个计划命名为“斑鹬鸟”，并起了一个人格化的外号“老大哥”。
　　和侦察飞机相比，卫星侦察具有许多优越性：侦察范围大，在轨寿命长，分辨率高。但是同时，它的研制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难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照片送回地面。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在卫星上安装一架电视摄像机和一个用来贮存电视信号的磁带记录器，当卫星飞经地面站时，用无线电传输方法将信号传到地面。另一种方案是用照相机拍照并在卫星上冲洗胶卷，进行扫描，最后转换成电信号用无线电传到地面。可是，两种方案都遇到了极大困难，一时难以解决。
　　关键时期，兰德公司又一次发挥了它的智囊作用。1957年11月，兰德公司提出了题为《论侦察卫星的回收》的机密报告，论证了从轨道上回收侦察卫星胶卷的可能性。报告认为，卫星的胶卷舱可依靠一枚小型制动火箭脱离轨道并减速下降，穿越大气层，最后用降落伞在地面或海面着陆（后来改为用飞机空中回收）。对如何预防回收舱在穿越大气层时产生的气动力加热问题，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也找到了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借助洲际导弹弹头的防热技术。
　　
　　这种回收胶卷的方案，不仅可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而且有助于获得高分辨的彩色照片，并尽早发射。在此基础上，1958年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研制返回式侦察卫星的计划。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史密斯—花冠牌打字机，于是将侦察卫星计划取名为“花冠”，并将卫星命名为“发现者”。
　　1958年1月，当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赛明顿问，侦察卫星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时，主管空军导弹研制和空间事务的施里弗将军回答：“明年春天”。
　　谁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回答过于乐观了。
　　1959年1月21日，美国把一枚用于发射发现者侦察卫星的雷神一阿金纳火箭竖在了范登堡空军基地的发射台上。火箭的第一级是用雷神中程导弹改装的，它上面的“阿金纳”既是火箭的第二级又是发现者卫星的一部分，是专门为侦察卫星研制的，全长5.94米、直径1.52米，起飞质量3.85吨，在轨质量770千克。在它的顶端是一个长69厘米、直径84厘米、重111千克的胶卷回收舱。
　　2月28日，美国第一颗侦察卫星发现者1号成功地进入了轨道，但因姿态稳定系统出了毛病，开始不停地“打滚”，根本无法回收。4月13日，发现者2号又被发射到轨道，在飞行第17圈的时候，胶卷舱弹射出来，但由于弹射指令过早发出，结果偏离了预定着陆区，落到了离苏联边境不远的挪威北部地区，让回收部队找不着了。
　　虽然两次发射都失败了，多少令人有些沮丧，但它却表明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接着，美国又连续进行了多次发射，结果仍然是一败再败，卫星不是因火箭故障未能入轨，就是因偏离航向在空中毁掉。侥幸入轨的要么因太空翻滚或返回时被推入更高轨道无法回收，要么因降落时偏离预定回收区失踪了。结果，这些胶卷舱的命运极其可悲。据说，有一次，胶卷舱落在了苏联的中亚地区，当地农民扯出舱内的胶卷，把它绕在树上围成了一个厕所；还有一次，胶卷舱落在苏联的一片森林中，被当地的伐木工人用斧子一劈两半。
　　一连串的失败，将近一年没有回收到一个胶卷舱的无情事实，使五角大楼开始怀疑这种回收方案。轮到发现者13号发射时，一部分人开玩笑说这颗卫星不发射了，把它跳过去直接发射14号。最后，发现者13号还是按原定计划发射了。
　　1960年8月10日，也就是U-2飞机被击落的两个多月后，一枚雷神-阿金纳火箭把发现者13号送上轨道。这次，这位“老大哥”一切正常、状态良好。当它在轨飞行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尔的空军卫星控制中心里，科学家和空军的官员们密切监控着它的一举一动。第二天，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3 点11分，当发现者13号的第17圈飞行到达北极上空时，阿拉斯加州的科迪亚克空军地面站按照森尼维尔中心的命令，发出了弹射胶卷舱的指令。随之，胶卷舱正常弹射，然后在制动火箭的推动下离轨飞进大气层。
　　此时，在预定回收区——夏威夷附近的海面上，回收舰队和飞机早已摆开了阵势。担负空中回收任务的是由米切尔上校指挥的第6593飞行中队，这个中队配置的C-119型运输机上安装着一种“秋千”一样的吊钩，可以在空中抓住胶卷舱。
　　3点25分，发现者13号的胶卷舱打开降落伞，缓缓朝预定回收区下降。不巧，3000米高空这时出现了一片云层挡住了视线，当飞行员看到回收舱鲜艳的橘黄色降落伞时，已经晚了，胶卷舱掉进了大海。4点05分，搜索飞机依靠胶卷舱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染色剂和闪光找着了它。几小时后，一架舰载直升机到达它的上空，随后一名打捞人员从海中捞起了这个宝贝，把它放到“海特胜利”号军舰上。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挫折后，美国终于从太空回收了第一个侦察卫星的胶卷舱。
　　这次来之不易的成功惊动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观看了回收的胶卷舱，还把它作为美国“在空间领域的活动中领导世界，造福于人类”的证明，并亲手将一面由这个胶卷舱带进太空的美国国旗覆盖在它上面。